米蘭的聖多福教堂

飛機越過阿爾卑斯山脈的時候天正開始大亮，灑在白雪上的陽光泛著粉紅色的光澤。再過半個多小時就會到達米蘭，長程飛行之後，疲倦中帶點興奮，這是第三次到義大利，每十年一遊，但其實還是不知道該期待什麼。

從紐約飛往米蘭的路上，我把顧玉玲的《我們》又看了一次。不能說是適合旅行的書，外勞在台灣的故事和即將來到的玩樂路程一點也不相關，帶著它原來是為了給在羅馬手上沒有中文書而發慌的H。我在跨越日夜的高空裡，讀顧玉玲從萬千身影中截取的幾個故事，映著那些一同生活在台灣土地上，卻幾乎沒有被正視過的人們。

與其說是被那些真實的故事感動，不如說我是被刺傷了。故事太過真實，而我只能乖乖地對號入座，坐進那個被指控的席位，真的，我沒有認真看過思考過或嘗試理解外勞的處境，「外勞」對我，沒有更多或更少的意義，就像是，一個存在的物件一樣。我對土地人情理解的範圍遠比自以為的小，一面往外走，一面只是忽視更多，看顧玉玲越是深厚的描述，越是現出我的淺薄，總是有點難堪。

下飛機，踏上另一個國度，把剛才的難堪什麼的都拋在腦後。整頓行裝，發現手機沒有漫遊的訊號，嘆氣，再過幾天不知道要怎麼和兵分四路的同學們會合了，才下到異地就有這不好的消息，有點惱怒。還不到早上九點，機場很多櫃檯都還沒開，費了一點工夫才拿到事前訂好，後來發現沒太大用處的米蘭卡。但終於也是弄好了，前往市區。

星期天早上地鐵裡人很少，月台上有個老太太坐在輪椅裡，推著她的，是一個東南亞人，原來義大利也有外傭，從東南亞到這裡，那又比去台灣更遠得多了。

在Brera美術館附近隨便找了一家麵包／輕食店吃午餐，食物全擺在玻璃櫃裡，想吃什麼指一指就可以了，我用英文詢問櫃檯裡的人，發現不能完全順暢地溝通，一時之間，陷入了書裡描述的景況：「語言不通，原本的機智和幽默無從展現，只能退回最安全的微笑，和傻笑。」原來界線這麼容易就跨過了，我現在處在發不出聲的那一端。

美術館裡大多是文藝復興前後的畫，相似的光影色彩搞得我昏昏欲睡，我好像對文藝復興時候的畫特別沒有興趣，在倫敦的時候也在國家藝廊裡的長凳上睡著過。硬撐著走出美術館，新鮮的空氣讓我精神好了一點，繼續在街區裡閒晃。石板路，陽光打在房舍窗臺上，拉長的陰影好美。

我被一道厚實的門和磚牆吸引，仔細看，是一座磚造的教堂，有人正拉開側門進出，順勢跟了進去。裡面正在唱詩，想想，的確，今天是星期天，做禮拜的日子。那教堂裡面非常質樸，拱頂就是白灰泥，肋筋則是一道道磚，就是白和磚色的組合而已。在裡面待了一會兒，突然發現在這教堂進出做禮拜的，不是白皮膚高鼻樑的義大利人，而是更眼熟的東南亞人，也許是菲律賓人吧。

做為一個來對西方古老文明朝聖的觀光客，我完全沒有預期會這樣撞見這個也是「外人」的圈子，他們是住在這裡的外人，我就像是闖入中山北路的聖多福教堂，這裡到底屬於誰？我要探訪的國度正如世界上其它的國度一般，再也不是由「純粹」的什麼人組成，他們的生活裡還融合了，波蘭，印度，東南亞，和很多我不知道無所判別的其它移民。

往外離開，旅行，想要「看見」一個心裡想像的什麼樣的文化，終究是太淺薄的想像。世界的變化，人的遷移，都在不可預期處靜靜地發生。旅途中的驚奇，卻往往在於事物的似曾相識。



*顧玉玲的《我們》很好看，她寫的那些故事多半不是太美好的故事，但她並不把現實寫得悲情。她掌握的情緒很有「知天命」的豁達。

但我要抱怨唐諾寫的跋，這幾年看的幾本書，唐諾或駱以軍一干人寫的序跋評論都讓我倒胃口。好像在讚賞作者，但忍不住要拉抬自己。尤其我不喜歡他跋裡面大剌剌寫著「我和朱天心」如何如何，怎麼合該讀者都要知道他和朱天心是夫妻。顧玉玲的書寫實在不需要他自以為是的寫作分析。